1965年9月的某一天，彭总在家中已经赋闲了六年，突然接到彭真找他的通知。这个会面并非私人事务富隆咨询，而是与公事相关。彭真遵照毛主席的指示，前来与彭总谈话，进行思想工作，希望彭总能前往大西南担任三线建设的副总指挥。
这一消息令彭总感到非常意外，他沉默了一会儿后婉拒了彭真，表示自己更愿意去农村进行调研工作，并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更为适合。彭真劝说了许久，却未能打动彭总。回到家后，彭总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，表达了自己的心意。毛主席读过信后，决定在次日上午亲自召见彭总。 彭总对此有些犹豫，因为毛主席一般深夜工作，上午是用来休息的。他不想打扰毛主席，于是提议下午再去。然而，毛主席的秘书坚持说道：“叫你上午来就上午来，不必担心。” 见面时，毛主席十分热情，主动握住了彭总的手，并从上到下仔细打量了他：“几年来没见，你看起来老了些。我已看过你的信，得知你的想法，我很高兴。早上没睡，就等着你来。” 毛主席向彭总解释了三线建设的重要性，并强调彭总去三线工作的合适性，甚至提到：“若形势危急，你将来还可以带兵打仗。”彭总则表示，自己尚未解决一些个人问题，去到新地方工作会面临很多不便（后来的情况也证实了这一点）。此外，他也认为自己搞工业完全是外行。 毛主席立即回应道：“如果有人反对，直接来找我谈。我现在支持你是完全诚心的。”这次谈话并不是毛主席和彭总单独交流，现场还有其他重要人物在场。话已至此，彭总无法再拒绝，只得同意去大西南任职。 彭总的职务是大西南三线建设的第三副主任，他的上面分别是主任、第一副主任和第二副主任。这些人都是彭总的顶头上司。令人好奇的是，谁有资格担任彭总的上司呢？这三位上司分别是：主任李井泉、第一副主任程子华、第二副主任阎秀峰。前两位曾在彭总手下工作过，算是他的老部下，而阎秀峰虽然没有与彭总共事过，但他是老革命，声望很高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三位上司都没有参与评衔，也没有军衔。 这种安排是故意为之，还是巧合，外人不得而知。不过，这样的上级安排显然让彭总心理上感到一些安慰。 彭总到成都后的第二天，就给程子华打电话，要求开始投入工作。程子华了解彭总的性格，立刻答应并做好了相关安排。彭总连续几天听取了工作汇报，最终被分配到管理煤炭和天然气生产的后勤工作。 然而，彭总的很多工作都受到局限，他的许多计划也难以实施。正如他之前预料的那样，三线的工作环境非常艰难，局面尴尬，许多事情都无法开展。尽管如此，彭总并不是一个轻易低头的人，他始终保持着积极向上的态度，只要不是致命的打击，他就不会陷入消沉。在三线工作期间，彭总多次外出巡视，了解情况并鼓励干部们。但令人遗憾的是，他在三线的工作时间不到一年半便离开了。彭总在1965年离开北京时，心情颇为复杂，想着自己终于可以有所作为，然而在1966年底，风波再起，局面变得更加糟糕。 1967年11月1日，彭总给毛主席写了最后一封信，实际上是一封告别信。在简短的信中，他写道：“向您最后一次敬礼。”人世无常，谁也无法预见未来，然而，这句“最后一次敬礼”的话，成了预言富隆咨询，最终成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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